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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乡村,人类创造城市,故事发生在小城

日期:2023/4/10 10:58:28 浏览:

来源时间为:2023-01-05

原标题:上帝创造乡村,人类创造城市,故事发生在小城

文_王菲宇

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Cowper)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建造了城市。”

从柯珀生活的18世纪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在全球次第上演。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人们走向城市的过程,也是经济、制度、文化不断被重新建立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化的进程,是单向性、不可逆转的。

近40年的时间目睹了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大城市日益庞大,城乡间人口的流动从不间断。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达到了7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4个——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进入了21个超大城市共存的新时代。从个体视角来看,从1980年代开始,几代人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驱动力,都是进入大城市。“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这句话仿佛成为了敲开理想世界大门的一段咒语。

时代的前进迅速制造着遗忘,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和人不断与过去告别的过程。晋升为超大城市,意味着一座城市主动或被动放弃本地化和独特性。在同质化的城市景观背后,是相似的困局。身处大城市中的人们,习惯用“漂”来自嘲。“漂”既显示了在城乡二元对立下外来人口身份上的尴尬,更彰显了身处庞然大物之中,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

城市症候群并非新生事物。从19世纪末开始,依托通商口岸,在西方世界密切的经济接触下,第一批现代中国城市诞生。到了鲁迅生活的时代,他就曾不止一次在文章里描述茭白、菱角和故乡老屋凝聚的乡土记忆,以及回乡目睹物是人非之后的失落郁郁。

也是从那时开始,一批小城文学作家开始兴起。从湘西边城到浙西大碶头,他们描摹出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物的内心状态,更勾勒出“乡村-小城-都市”清晰的三联结构。身处乡土和城市之间,小城承载了对故乡的情感和眷恋,也承载着对人性和社会的审视和纠结。

时隔一个世纪,纵然中国的城市样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小城-都市”的结构依旧稳固。和小城文学作家笔下的小城不同,今天的小城不仅是城乡之间的枢纽、安放乡愁和情感的寄托,更在不同的语境下,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故事。在一些时刻,小城是“逃离北上广”的一种人生选择,它意味着逃离主流大城市叙事和单一的成功论调,寻求另一条路径。而在更多的时刻,小城以自身的变迁书写着时代变革,也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映射着大城市的当下与过去,呈现着人们情感状态的变化,感应着世界的阵阵波动。

2023年1月7日,展览《小城之春》将于深圳坪山美术馆开幕。展览始于由三联人文城市联合策展人崔灿灿展开的城市项目“小城之春”。14位共创人分别进入作为他人和自己故乡的小城,从城中心的标志物、街边的广告牌、角落的公园、一事一物、一草一木入手,呈现对于小城的全新理解和叙述。

这些共创人有些一直围绕着小城创作,有些则在特定的时刻、特别的情境,将目光从北上广深和其他大城市转向故乡。将展览中的小城故事绘制在一张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分散的同心圆,从内蒙古的额尔古纳到福建的泉州,从浙江的湖州到贵州的罗甸,这些小城分散在地图的南北东西,它们相距甚远,却共享了类似的情感。正如展览前言中所说,这种故乡感、地方性,不是基于某个小城的独特体验,而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在今天的这样时刻,当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小城,显然有了更多的意味和体会。小城的当下、变迁和故事不仅提示着在历史和城市生活中正在消逝的部分,更引导我们探寻和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从小城中,寻找自我的来处

祖辈生活的贵州罗甸,是导演陆庆屹的精神归处。以前,陆家村聚集在一座像半球一样的山上。小时候回罗甸过春节,陆庆屹是大家眼中的客人,从大年初一开始,乡亲们就排着队守在门口请他吃饭,一天下来,他要吃上十几家。

后来因为建水库,附近没有整块的山头供大家整体搬迁,整个村子因此而离散。回望故乡,陆庆屹觉得这种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带来心理意义上的分离,相反,漂泊在外的陆家人如同风筝一般,被一股绳子聚拢在一起,飞得越远,绷得更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除非遇到灾难或战火,才会背井离乡。

在陆庆屹的眼里,近乎恒定存在的罗甸像是《百年孤独》里的小镇马孔多,但没那么多爱恨情仇,多了一层桃花源的意味。他与老家的接触不多,但从来没有过陌生感或距离感。在陆庆屹的理解里,这种安全感来自“陆”这个姓氏背后血脉共识的信任感。古时候陆姓来自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一带。陆庆屹常常想象,在几千年前,祖先是如何跋山涉水、披荆斩棘从华北走到了西南山区?这种想象,更赋予了家乡关于想象共同体的凝聚意义。

陆庆屹《罗甸的春天》

如果说贵州的罗甸陆家村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稳定的乡土性,艺术家文那身处的泉州晋江则见证了海洋文明的交汇。

逾千年与海洋交往的经验,塑造了泉州的文化。宋元时,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并列世界两大港口。传说中马可·波罗护送蒙古公主远嫁,也是从泉州港进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船将德化的白瓷、安溪的茶叶送到了世界各地,也带来了阿拉伯的香料、世界各地的神明。在如今的泉州市内,清真寺、天后宫与佛家寺庙、代表儒家的文庙比邻而居。闽南地区是中国传统习俗保留最多的地区之一。外来与本地,非但没有冲撞,反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

文那来到泉州晋江,和当地妆佛非遗传承家族一起做木雕,在闽南浓厚的民间信仰和传统积淀中,创造着新的神仙故事。在她看来,晋江的神仙代表了回不去的故乡。多年之前,远方的人循着海洋的踪迹来到这里,将对故乡的思念化为一个神明的形象,海的印记、故乡的思念也永远被镌刻在这个形象里。“他们可能这辈子再也不提,再也不去说出自己心中的乡愁,但是他们心里永远都有的,那片故乡的海洋。”

文那《藏海厝》局部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里写道,回到我们曾经离开的生活环境,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和埃里蓬身处的欧洲不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人群迁徙,因而保留了更多的乡土性,也让故乡和其象征的根源,以更牢固地姿态驻存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回望故乡,不仅是从与现代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农耕生活方式和海洋文明中汲取一些吉光片羽,更是从过去的痕迹、人群的聚散中,去找寻自我的来处。

大学毕业后,山东人张晓来到重庆工作。他的摄影系列《他们》记录下重庆这座城市魔幻的表情。之后,他用四年时间行走了一万八千多公里,拍摄了《海岸线》系列,记录下从广西东兴到鸭绿江的海岸线。

在完成了这样的宏观叙事之后,2013年,张晓回到故乡山东烟台台上村。他将其视为一个对自己来说极其重要的节点——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在经济浪潮冲击之下,个人和城市都在变化着,疏离感越来越强烈,缺乏归属感成为一种集体困扰。回到故乡的创作,记录下更多关于自身的体验,也是一个从自我向外看的过程,这样或许才能更真切、更真诚地去看到现实。”

张晓《每天一苹果》

回到小城,重新建立与故乡的连接

在《乡愁四韵》里,诗人余光中曾经描述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半个世纪之后,回到故乡的道路越来越宽,“故乡”被附加的属性也越来越多。它不仅仅是一个乡愁的载体,更是一个假想的桃花源,一个躲避北上广、“996”的避风港。

这种层层叠加的属性自然有时光滤镜的功劳。回忆故乡四川古蔺县,设计师黄扬总会想起小时候的夏天。一群孩子背着大人去离家不远的古蔺河“麻湾头”玩水。这条河平时蜿蜒而清澈,像一个小龙女,但暴雨天引发了山洪,就立刻变身为一个怒气冲天的水龙王。“面对横冲直闯的龙王,我们也像脱缰的野马,在湍急的河流里尽情地扑腾,小孩子的烦恼也就在那个时刻被河水冲刷得不见了踪影。”

黄扬《古蔺火星山历险记》

小说家颜歌回忆起故乡,除了会回想起郫县,还会回忆起2008年左右的成都。那时候的文艺青年虽然都不富裕,但却没有穷苦的感觉。“买一杯五块钱的花茶可以在文殊院坐一个下午,再走出来吃两块一碗的洞子口凉粉。芳草街的单人公寓大概是九百元一个月的房租,坐公交车回郫县只需要三块五。”

时光和记忆让小城焕发出田园牧歌的娴静之光,也在不知不觉中消磨着属于小城和在地的记忆。

颜歌《我一次次把平乐镇写进小说里,修建成故乡的拟象》

2018年,音乐人小河在北京的一家美术馆里做了名为“胡同童谣”的项目。项目里,他遇到了一个79岁的北京大爷,大爷给他唱了一首《卢沟桥》:“卢沟桥,卢沟河,卢沟桥上走骆驼,桥上驼铃叮咚响,桥下芦花一片白。”当时小河几乎是强忍着泪水听完了这首歌。寥寥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却描绘出极富意境的画面。半年的项目做完之后,小河有了新的感受。“我们既然能在北京找到这些具有诗意和美的童谣,中国这么大,在别处也肯定能够找得到。”

从2018年开始,小河集结了一个小团队,用“跑断腿”这种最笨拙的方式,开始了“寻谣计划”。计划从北京、长沙、杭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起步,慢慢扩展到更多的城市。

2021年的“陆上寻谣”从小河的故乡、河北邯郸出发。“想不起来”是小河的最直接感受。深入邯郸寻找过程也困难重重。“我在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北方人为什么不会去编唱一些这样的童谣给孩子,难道是没有吗?”但在后来,小河觉得,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北方人的乐感不好,而在于记忆的断裂。“因为民间传承就是这样的,它靠口口相传,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开口唱歌的时候,有些旋律其实就是在消失。”

小河《寻谣计划》

寻谣的过程中,音乐照亮了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也帮助小河和参与者重构了对故乡的感知。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是一种普遍困境的缩影:高铁和公路缩短了从大城市回家的路途,但并未拉近心灵与故乡的距离。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想象中的故乡像是遥悬在空中的明月,美丽但像是个虚影。只有再次置身其中,重新讲述属于这里的故事,才能感受到与土地的重新连接。

建筑师吴林寿用自建房完成了这种重新连接。从深圳回到家乡湛江,这栋为父母建造的新房遵循了岭南传统民居“三间屋”的布局。广东人喜欢给户外空间也加个顶,小卖部与神厅相结合,代表着这片最传统的东南区域对人神共居和尊卑长幼的坚守。

吴林寿《康王庙》

作为小城共创人之一的刘钊,用自己的视觉设计实现了重新连接。刘钊说,相比大城市的千篇一律,小城市招牌上的字体总是能带给人意外和惊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随机组合,却将一个地方的文化、语言和城市画面化成了符号。在为本次展览设计视觉呈现的时候,刘钊特意将文字进行拆解,用正常的文字替换偏旁部首,以此还原小城市里特别的城市招牌风景。

音乐人陈鸿宇通过“众方纪”重构了连接。从外表看,“众方纪”像是于内蒙古草原上茕茕孑立的黑色方块。这个精神建筑一样的存在距离陈鸿宇从小生活的额尔古纳梁西村有60公里之远。陈鸿宇将其形容为一个漂浮的方舟、一个世界末日的避难所、一个精神的自留地。“每个人可能在自己家乡都会有自己的一片自留地,哪怕没风景,你总有自己玩的地方。”

陈鸿宇《众方纪》

大城与小城的碰撞,小城与世界的对话

“众方纪”的背后,不仅有陈鸿宇的故乡记忆,也有建筑师与艺术家梁琛的故乡情感投射。众方纪位于额尔古纳河与根河的交汇处,距离中俄边境咫尺之遥,这种置身边界的感觉是梁琛熟悉的。

梁琛生长在丹东。他的祖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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