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5-31
文/陈志
重庆万州长江南岸有一景曰“翠屏双塔”，低处林木掩映者为“回澜塔”，醒目立于山巅者为“文峰塔”。“文峰塔”的玲珑塔影，在罡风流岚中岿然不动，在晨曦落霞中熠熠生辉。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偕几位文友登临文峰塔，平湖春色奔来眼底，顿觉心旷神怡。“万山峨峨，峙江之沱。浮图耸出，神秀天摩……”我心中默诵《文峰塔记》，以这种特有的方式致敬一位逝去百多年的先贤。
他，就是《文峰塔记》的作者、咸丰年间万县（清代万州名万县）知县冯卓怀。
清同治《万县志》记述冯卓怀政绩原文
任职万县有赖曾国藩保举
冯卓怀（1813-1888），原名作槐，字树堂，晚号暨叟，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1839）高中湖南乡试解元，即举人中的第一名。
冯卓怀9岁丧父，备尝人生艰难。自中举后，他参加了8次会试，但均与进士无缘。冯卓怀仕途坎坷，惟有三年万县知县岁月最为出彩。
冯卓怀的一生与“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结下了不解之缘，任职万县也与曾国藩有关。
据湖南文史学者李超平考证，冯卓怀最初进京参加会试，就结识了刚于上年考中进士的曾国藩。论年龄，他比曾国藩小两岁；论科举资历，同为“小镇做题家”，他比曾国藩迟五年中举；论籍贯，二人同属湖南长沙府。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冯卓怀在京城当“北漂”时就住在曾家，还曾给其长子曾纪泽做私塾教师。
曾国藩在其家信、日记中多次提到冯卓怀（树堂）。说他是“躬行心得”之人，“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又说他“进功最猛”“虚心固胜我十倍”“至情动人”，曾国藩常在日记里反省自己，以树堂为镜，照出了自己的所失之处。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树堂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阅看《红楼梦》以资排遣，余亦阅之”。《红楼梦》在当时是禁书，能在一起阅读禁书的，关系必定非同一般。
冯卓怀三十初度，针对他科举艰难、而立未立的窘况，曾国藩专门写下《反长歌行》进行劝勉。次年九月，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主考官，行旅中倍感孤寂之际，写下《梓潼道中有怀冯树堂陈岱云》一诗，可见彼此交情之深。
冯卓怀坚持到咸丰三年（1853）春再次会试不第，才通过会试后的大挑，选取了湖南武冈州的学正（类似今教委主任）一职。但未及上任，曾国藩就开始创办湘军，冯卓怀和郭嵩焘等帮他筹集军饷有功，曾国藩上奏朝廷保举冯卓怀“请以知县在任候选”。曾国藩为了好友能够仕途顺利，还曾专门致函时任四川总督王庆云，以听闻冯卓怀有奉公守法的好评为由，委婉地请求关照。冯卓怀先后在四川万县、彭县、华阳等县任职共四年，勤勉有加，拟调贵州升职，后因祖父去世辞职，回原籍守孝。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致信邀请刚刚离职的冯卓怀出任幕僚。冯卓怀于当年十一月来到了临时督署所在地安徽祁门县城，随后奉命督建县城各处的碉楼。不过，因为工程建设的一件小事未能完全遵照曾国藩的旨意办理，被曾国藩声色俱厉地当众训斥，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这场并不算严重的冲突，却彻底改变了冯卓怀的人生轨迹。
直到“祁门失和”10年后的同治十年（1871）春，冯卓怀来到南京入住两江督署，这对老友才冰释前嫌。冯卓怀的南京之行，是一次和解之旅、交心之旅，他的到来，也使曾国藩的负疚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后来，他请来摄影师，为曾国藩留下了唯一一张传世照片，还为曾国藩踏遍湘乡山水选择百年之地。曾国藩去世后，冯卓怀沉痛撰联：“身都将相，手挽乾坤，旷代勋名隆天恩恤；气壮山河，心依日月，中兴硕辅全楚完人。”
冯卓怀与曾国藩有不少砥砺共进的朋友。冯卓怀与安徽池州知府陈源兖、晚清名将江忠源、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等交情尤为深厚。能跻身以曾国藩为“群主”的晚清最牛朋友圈，冯卓怀绝非等闲之辈。在万县的三年知县岁月，他秉持湖湘学子经世致用的理学传统，将满腔赤忱奉献万县，除时弊，肃吏治，恤百姓，传文脉，书写了跌宕人生的华彩乐章。
冯卓怀书巴阳峡“普同利济”石刻图/骆仁新
善溢巴阳利济苍生
咸丰七年（1857）初夏，冯卓怀从长沙来到万县赴任。上任伊始，便遇到巴阳渡江船的纠纷，官司直接打到了县衙。
巴阳峡，古称“龙盘石”，是川江上著名的“单行道”，两岸民众的往来全靠渡船。早先，渡船以私渡的方式经营。清乾隆年间，巴阳渡船是黄柏人熊伦的营生，父子相传，世代承袭。到了咸丰年间，渡船传至熊承芳，那时往来于两岸的行人增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渡口的经营权在私人之间“递相典售”，矛盾逐渐显现，乃至官司不断。
冯卓怀亲临巴阳峡两岸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巴阳渡口非比一般，是连接万县东部与云阳西部的南北交通要津，人流量大。在如此重要的地方，渡船由私人掌控经营，弊端多多。冯的老家湖南长沙，义渡较为普遍，管理也很规范。当时万县也有义渡，但多不长久，屡经兴废。见多识广的冯知县决定借鉴长沙经验，“力破除之”，变私渡为义渡，实现平稳运行。
他出面倡导两岸百姓共同出资，特别是有头有脸的士绅富户带头捐钱，设立巴阳义渡。为了推进事情尽快办成、办好，初来乍到的冯卓怀带头捐银30两。要知道，知县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大约66两银子，这位冯知县能捐出自己半个月的“工资”，来推动距离县城数十里、堪称边远的黄柏巴阳设立义渡，真不是那类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县太爷能够做得到的。
冯知县的倡议得到了两岸百姓特别是熊氏族人的积极响应。其中熊胜的后嗣捐钱达620串，折合白银270多两。设立义渡的资金很快募集到位。在冯知县的监督下，这笔钱主要用于置办船只和购置“义田”。所谓“义田”，就是义渡的田产，“义田”属于公有，租与佃户，每年产生的租金（谷）收益，用作义渡船工的薪酬和船只的维护。为确保义渡的正常运行，他还督促制定了具体的管理章程。
这年冬天，巴阳义渡正式启用。此举既方便了百姓出行往来，又化解了矛盾，凝聚了人心。义渡开通的那天，巴阳峡两岸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一善举，令当地百姓深为感动，几个读书人凑钱请工，在巴阳峡北岸石壁上镌刻了“善溢巴阳”四个大字，每个字高近1米，乘船过峡的人们，站在船上也能看个一清二楚。
巴阳义渡的成功开办，让冯卓怀倍感欣慰，他挥毫写下《黄柏溪义渡》一文，留下了“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的慨叹。经由他推动，义渡善举，在万县得以推广。三年后，人们在城区苎溪河口也开设了义渡，冯卓怀又欣然撰写了《苎溪义渡碑记》。
此后不久，冯卓怀离任。离开万县前，他亲笔写下“普同利济”四字，令人刻在巴阳义渡渡口旁的崖壁上，旁署“咸丰十年知万县事冯卓怀为巴阳义渡书”，与字体同大的“善溢巴阳”隔峡相望，相映生辉。
巴阳义渡自咸丰七年（1857）设立以来，一直运行至上世纪50年代初改为集体企业。近百年时光里，船工和乘客换了一茬又一茬，义渡却按部就班，风雨无阻。淳朴的乡民们自觉遵循着前辈传下的规矩，照章办事，不曾逾越。
除了推行义渡，冯卓怀还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民有诉讼，及时审理，迅速结案，绝不拖延；兴建祭祀神农的先农坛，并厘定诉讼费、检验费及解押费；整肃吏治，衙门办事人员和差人不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济民于水火，设置救火局，增添安怀所，隆冬时节给生活无着的老弱施粥，给老百姓以实惠和温暖；整顿民间联防团，防范盗贼，明确团长权限，排解纠纷。曾国藩对冯卓怀的功名事业十分关注，在冯卓怀的禀文上，他曾这样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
冯卓怀任职万县期间共有11篇诗文存世，均为不假雕饰的纪事体，抒写闲情逸致的一篇也没有。这些诗文为后世解读其为官心迹提供了钥匙。尤其是他的两首叙事长诗——《石龙洞祈雨纪事》和《甘霖洞祈雨纪事》，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在石龙洞（新田镇盐井龙洞），冯卓怀“民命我为请，诣祷申恭虔”“拼死抵灵湫，奋勇逾危巅”，翻译过来就是：“我为民请命，到石龙洞恭敬虔诚地祈雨。”“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洞内幽深的水池，奋勇跨过危崖高顶。”在甘霖洞（位于钟鼓楼街道北山大道），他写道：“山农向天泣，大春吾室空。小春更不播，微命付苍穹。县尹恧薄德，窃禄诚无功。顾惟群黎愚，何罪荐饥逢”。用今天的话说：“山里的农夫仰天长泣，大春种植的谷物已经吃完了，小春作物因天旱无法耕种，只能将卑微的生命托付给上天了。作为县官我自惭德行浅薄，受了官职却诚然无功德。想到众多的百姓，他们何罪之有遭逢连年灾荒呢。”一位因为天灾而忧心自责，为民请命而不惜涉险“拼死”的清官形象跃然纸上。两首情真意切的叙事诗，让一百多年后的我们，有幸触摸到一个披肝沥胆、情系苍生的高贵魂灵。
冯卓怀曾前往祈雨的石龙洞（即新田镇盐井龙洞，又名西游洞）图/王安全
不遗余力推动崇文兴教
湖南自古就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特别重视文化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冯卓怀所处的晚清，正值湖湘大地杰出人才第一次“井喷”时期。深受湖湘文化浸润的他，骨子里对文脉传承、兴教一方情有独钟。他呕心沥血、宵衣旰食，在万县知县任上以一己之力干成了崇文兴教的四件大事。
倾力建书院。为推进万县书院建设，他不仅殚精竭虑、奔走呼吁，而且带头捐银，仅县志记载的三笔就达570两，接近他一年薪金的总和。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照此计算，冯卓怀在万县捐资助学总计达惊人的11万余元（人民币）。翻遍清代及民国县志，历任地方官无出其右者。据清同治《增修万县志》记载，冯卓怀甫一到任，就为扩建县城万川书院捐银500两，倡募钱四千余缗（串，每串一千文），购置书院田亩，增加学习津贴，严格课堂规范，祭祀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劝导学子们刻苦读书学道，“由士希贤，由贤希圣”。还亲自到书院为学子讲学，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同年，他听闻廪生金维斗等人正在募集资金，在三正里三甲丱峰山（现甘宁镇境内）乡贤何西夏授徒著书处筹建书院，冯卓怀又捐银30两，并倡募银四百余两。书院建成后，他提笔书写了《丱峰书院碑记》。文中他写道：“夫立乡学，表宿儒，存遗书，励后进，是诚有司之事”。其意为，设立乡学，表彰和推荐修养有素的儒士，保存其著述，以激励后学者，这实在是地方官的应尽之责。咸丰九年（1859），在大周里一甲红岩寨（现余家镇境内），乡绅余茂林等捐建太和书院。冯卓怀得悉后，再次捐银40两，并撰写《太和书院碑记》，对“立学乡闾，诗书弦诵”的余氏大加赞赏，认为此举有利于革除浮薄，涵养敦厚质朴的社会风气。
主修万县志。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曾记载：“《南浦志》，赵善赣编。《新志》，王子申序”。由此可见，万州在宋代已有地方志，但却早已失传。冯卓怀甫入万县，就阅读了乾隆十年知县刘高培编撰的《万县志》，感觉有些简略而杂乱。他了解到，清乾隆《万县志》刊行103年后，曾任万县训导（类似今教委副主任）的龚珪续修未就。八年前，后任万县训导的范衡泰接力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冯卓怀到任后，以原书稿为底本，搜集整理、删削修改，竭尽心力主修了清咸丰《万县志》。全志分为地理、官职、人物、典礼四卷，下设40个篇目，对万州的疆域、沿革、建置、山川、户赋、古迹、职官、人物、典礼等方面的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尤其对万州的建置沿革等重要史实作了深入考证。清咸丰《万县志》，虽然囿于历史局限，存在重官轻民、重农抑商、男尊女卑、封建迷信等消极因素，但对于后世人们研究万州的历史演进，传承文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扬西山碑。冯卓怀出身解元，精于书法。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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