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社安排了住处，但我还是在水磨出水口的阳台上搭了一张床，晚上枕着哗啦啦的水声，听东嘎河上的清风，看拉萨城头的明月，眺望布达拉宫的古老城堡，思绪纷繁，心潮难平，“文化革命”已经搞了三四年，天天搞运动，搞斗争，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的。进藏时那种想在边疆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也消磨得差不多了。有时我也想起那些关心过我爱护过我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刚过世不久的慈母，心里总是一阵阵地痛。
也有快活的时光。午饭后，白登朗杰总是和演出队的小伙子们结伴到人工湖里游泳，然后摊手摊脚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个个晒得油光黑亮，跟非洲黑人似的。吃了晚饭以后，大家坐在地毯般的草地上，说笑话，讲故事。“文化革命”期间，讲故事被当成“四旧”，我的一位朋友，因为讲故事遭到批判，降了工资。但在这群淳朴如水的农村青年当中，不必有这样的忌讳，人们可以尽情地说，尽情地笑。记得有一天晚上，次仁卓嘎讲起她看过的一部电影，名叫“夜半歌声”，她讲得活灵活现，非常恐怖，吓得演出队的小姑娘们尖声叫起来。没想到当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觉得有个黑影如同电影里披着黑色披风的宋丹平，从河那边一下子蹦了过来，扑在我的身上，我吓得大叫一声，全身都是汗。赶紧坐起来，一看，还是明月在天，银光泻地，周围小河流水，一片寂静。原来是半夜过后，一轮皓月东升，把河对面一棵大杨树的影子照过来，倒映在我的身上，才做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梦！演员们听到我的叫声，以为出了什么事，慌慌张张地赶来。我把实情说出来，大家笑了好长一段时间。
东嘎公社周围驻扎了不少的解放军部队，光是团以上的单位就有七八个。建军节前后，每天都有军车开进水磨房院子，接演出队到部队慰问演出，每到一个部队，书记次仁顿珠照例要作一个忆苦思甜、新旧对比的报告，他要我给他当翻译，怎么推托也不行，因为我对东嘎的情况熟悉，对次仁顿珠报告里的内容更是滚瓜烂熟。他讲得不全面的，我替他讲全面，讲得不生动的，我替他讲生动。每次报告，都相当成功。得到部队指战员的欢迎和赞誉，加深了东嘎公社和部队的友谊，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援。
慰问演出活动还没有结束，拉萨市歌舞队捎来急信，说西藏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命会主任曾雍雅同志，要到东线去慰问换防的部队，指名让拉萨市歌舞队跟他一起去林芝。我只好匆匆告别东嘎这些憨厚朴实的农民朋友，还有明月清风的水磨房，急急忙忙赶回拉萨去了。
下放堆龙德庆县
从东线演出回来，来不及喘一口气，革委会决定，自治区和拉萨市所有的机关干部，一律集中到林芝八一新村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就是内地所说的五七干校。我在学习班呆了近一年时间，1970年9月结业后，被正式下放到堆龙德庆县。报到后，暂时没什么事，我便回湖南老家休假去了。第二年春天返回拉萨，才知道西藏文艺界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文艺团体全部撤消，只留下一个一百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改变了初衷，恢复了各个文艺团体的建制，拉萨市歌舞队也得到了保留。组织决定我仍然回拉萨市歌舞队。我在歌舞队干了好几个月，手续一直未能从堆龙德庆县转回来，多次请示拉萨市革委会政工组，答复是现在正在搞运动，运动期间一律不办调动手续。我一气之下，又跑回堆龙德庆县去了，时间己经是1971年8月。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巧，我在县里工作不久，孙明才同志也分配到了堆龙德庆县，担任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工布江达县委第一书记的他，也受了很多的冲击，吃了不少的苦头，后来落实干部政策，他也分配到了堆龙德庆，我又成了他的部下。他的身体还是那样富态，说话还是那样不容置疑，对文艺工作还是那样喜爱和热心，他对我说：“小廖，前几年在东嘎，我们合作得不错，这回你一定要作出努力，把堆龙德庆县的文化工作整上去。”。在县革委会的支持下，我开始着手组建县农民演出队，这支队伍以东嘎公社的农民演员们为骨干，同时吸收桑木、南岗等公社的人参加，队长由东嘎公社副社长次多吉担任，指导员是东嘎团支部书记益西央宗，考虑到我的种种不足，便推荐在朗巴公社下放锻炼的知识青年平措朗杰当我的助手。他是姜乐金家的三公子，祖上曾被乾隆皇帝封为辅国公，不但擅长各种乐器，通晓汉藏两种文字，特别是为人正直，态度谦和，当我的助手最合适不过了。
孙明才对我的工作格外关心和支持，他把县商业科科长找去说：“廖东凡组建演出队很辛苦，编写和排练节目更是要动脑筋，你们想办法给他解决一些营养品，补一补他的身体！”商业科乔科长说：“我们县里条件差，没什么好东西，只有一些点心和水果糖，每天补助他一斤点心好了。”果然，商业科每天给我送来一斤点心，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的桌子上，书架上都摆满了点心，有的是当地的饼干，有的是土制蛋糕，很快我就吃厌了，看着它们我真的有些发愁了。有一天，我抓糌粑时，把饼干和蛋糕弄碎了掺和在糌粑里，吃起来又香又脆，味道很不错。这件事情启发了我，便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了演出队的演员们，他们自从尝试了糕点抓糌粑的美味以后，每次吃饭都到我这里来拿点心，不到一个星期，把我积存的点心全部消灭了。后来，我坚决地谢绝了一天一斤点心的特殊待遇。往后许多年，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很不平静。那时候我是下放的干部，落难的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臭老九，有的人冷落，有的人轻视，有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他孙明才书记，不顾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对我关爱有加，真是非常难得。（待续）
文章来源于：http://www.ljyz.com.cn 家乡网
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其真实性与本站无关，请网友慎重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