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5-18
从《铁西区》到《青春》，王兵在影像世界探寻“开放性和公平性”
2023年5月18日，随着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中国导演王兵的纪录片《青春》也在戛纳卢米埃尔电影宫首映，这是入围本届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影片，也是唯一一部入围的纪录片。王兵另有一部纪录片《黑衣人》出现在特别展映单元。
2023年5月19日，王兵在戛纳出席他的纪录片新作《青春》的室内发布会。（视觉中国/图）
王兵习惯于独立工作，近年又生活在法国，跟国内电影业界始终是一种疏离的关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善言辞，也不爱交际，甚至没有在人际交往上用过心，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他的位置早就在那里，只是因为两部影片同时入围戛纳，才让他得以被更多人看见。
“做一个电影史的评价，无非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内容的维度，看一个作者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美学维度，看他是否为电影贡献了新的语言。我觉得王兵这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他作品里展现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首屈一指的。”熟悉王兵所有作品的影评人张亚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实际上他工作的价值、作品的价值都远远超出了纪录片的范围，纪录片只不过是一个方便之门。”
王兵在织里镇拍摄的纪录片《方绣英》（2017）剧照。（资料图/图）
典型如王兵的纪录片《方绣英》。主人公方绣英老早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住在村里，经由朋友，王兵认识了方绣英一家，跟这家人成了朋友，也拍下了方绣英生命最后的八天直至她死去。片子在欧洲的电影节上映后，引起轰动，在国内也引发了一番争议，因为这是一部“罕见”的纪录片，直接面对死亡最后的真相，对于疏于接受死亡教育的观众来说，一时难以接受。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你经历过死亡的话，《方绣英》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展现的死亡更残酷吗？或者说它有渲染这种残酷吗？还是说我们从来就不太有勇气去面对残酷，去考虑死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一部作品能够提示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价值。”张亚璇说。
王兵影像里关注的个体，大部分都不是所谓的“强者”，而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包括那些生活在日常阴影里的孤独个体，如《无名》里的拾荒者，《三姊妹》里的乡村留守儿童，《疯爱》里一群封闭在精神病院的男性精神病人。他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东西。张亚璇从王兵的视角里看到了更多：“我总是觉得，他通过影像在赋予这些人尊严。那些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对社会有一个更深刻、更真实的认识？”
王兵在织里镇拍摄了五年，当地人对他的摄像机习以为常。图为纪录片《青春》中的生活场景。（受访者供图/图）
《方绣英》在2017年的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金豹奖”，这是该电影节历史上第一次把最高荣誉颁给一部纪录片。多伦多电影节选片人乔万娜·富尔维评价，王兵的纪录片里有“对当代文化巨变令人不安的另类观察”。
王兵更知名的作品是诞生于2000年初的《铁西区》。近年“东北文艺复兴”成为热词，纪录电影研究专家林旭东意识到，这个复兴，可以说是王兵的《铁西区》引领的。林旭东曾在平遥国际影展以艺术总监的身份与作家双雪涛对谈，后者提到，自己最早拿起笔来书写东北，就是因为看了王兵的《铁西区》。这部王兵拍摄于二十多年前的纪录片处女作，奠定了他在世界电影中的位置。2014年，英国电影学院与全球200位影评人、100位电影制作人共同选出影史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铁西区》名列其中。
“他的影像语言在当时有一个广泛和深入的影响，或者说叫渗透感，是那种润物细无声地，对于一些影像工作者的渗透。”张亚璇说。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兵仿佛在参与制作一部纸上纪录片。他应邀列出了一份五人名单，作为自己的周边采访对象——那是在不同时期对他比较了解的五个人，有不少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然而，他们听到要聊王兵时，都欣然接受，每个人的采访素材都超过了六千字。
“不修边幅”的凝视
2023年4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对王兵进行了一次视频专访。那时他身在巴黎，刚完成《青春》的剪辑，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他有一段休息时间。出现在镜头前的王兵，头发有些凌乱，看起来不修边幅。
这大致和他的朋友，来自湖州的诗人吴沈方第一次见王兵时的印象一致：“不知道他是导演，看上去一点都不讲究，不像很儒雅的知识分子，还以为是打工的。”
那是2014年，王兵因为拍摄纪录片《苦钱》来到浙江小镇织里，人生地不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吴沈方。吴沈方是本地人，在织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把自己熟识的几个小老板介绍给了王兵，王兵就从他们的附近开始一点点拍，一点点辐射开来。
那些“不讲究”，反而成了王兵的一种优势，就是善于跟大家混。吴沈方记得，王兵晚上也经常拍，有时拍到后半夜，就跟大家一起在街头大排档吃夜宵。久而久之，无论是小老板，还是农民工，大家都愿意让他拍，甚至也不觉得他是在拍摄，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拿着DV，会让人忘记镜头的存在。王兵从车间一直拍到他们生活的地方，记录下他们隐秘的瞬间。他不做预设，也不干预，所以他的素材量非常庞大，在那儿拍摄一年就是一年的素材量，拍摄五年就是五年的素材量。“他好像挖井一样，对一个题材愿意花大量时间去深挖。”吴沈方说。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拍摄，王兵的膝盖都拍出了问题。
王兵纪录片《青春》（2023）中，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年轻人工作强度大，但多劳多得。（受访者供图/图）
这样的拍摄方式，王兵早在《铁西区》时期就开始了，艺术家、策展人赵银鸥对此深有感受。赵银鸥是王兵多部作品的合作伙伴，也是他曾经的伴侣。她记得拍《铁西区》时，不管是在车间里，还是在厂房、铁路，王兵都要求她“不能参与，不能说话，只能在后面跟随着”。王兵拿着一个20厘米长的迷你DV，一直开机没有关，人家说“走走走，小伙子！一块儿上车！”他就跟着走了。
“他就像个道具一样，不会主动去问话，只是在现场，没有任何的攻击性。这样对于被拍者来说，不会觉得他是外来的介入者，于是照常工作。”赵银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他又是‘猎豹’，安静又敏锐地捕捉一切。”
林旭东用了“凝视”这个词：“作为一个旁观者，王兵可以不动声色地去关注，而且是一种凝视。日常一般人不太注意的细节，他会很有热情去凝视。表面上是不介入，但是他却是长期关注，有点像绘画里的塞尚。”
王兵的纪录片几乎每部都很长，《铁西区》的时长是9小时，已然成了他纪录片的标准时长，很多镜头语言看上去不加修饰，有大量对人物、空间长时间的凝视，似乎很挑战大众的观影体验。但他否认有这个意图。“我挑战大众观看的耐性有什么意义？大众的耐性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王兵说，“电影有电影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有时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有动力、有能量，这才是我考虑的。”
赵银鸥认为，王兵并不是刻意为了追求长而长，而是他对影片里面所有的人和事，都是一种很静止的观察。“这种观察就跟我们呼吸一样，不是一个快节奏的。所以王兵去剪辑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这种完整性。”对于有些题材，比如《铁西区》和现在的《青春》，张亚璇认为这样的长度是必须的，王兵甚至是在用一种很简练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他只是不想省略，不想跳过任何东西，尽量把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完整呈现出来。”
王兵纪录片《苦钱》（2016）剧照，许多场景拍摄于织里镇。（资料图/图）
吴沈方多年前在网上第一次看《铁西区》，他觉得很震撼：“长时间面对这一种空旷的、荒芜的镜头，看的人会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凝视是很难形成的，就是能把你强迫地带到这个环境和语境里面去。如果一晃而过，这个感受就不深，身临其境的感受是要打折扣的。”
《青春》拍完后，王兵给吴沈方看过一些素材。作为一直生活在拍摄地的人来说，吴沈方觉得片中那些场面他多多少少都见过，但要让海外的人看，“这里面都是好奇心”。
张亚璇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她曾去过湖州，《青春》里呈现的场景她也见过，但在她看来，王兵的片子虽然取材于日常生活，再转化成影像，但王兵的过人之处在于，“它穿透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表象，呈现出了另外的质地”。
天赋与时代
“拍摄海量素材”这个标签，容易遮蔽王兵的天赋。
赵大鹏是王兵在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进修时的老师，他记得1991年年末，“大山里的孩子”王兵给摄影系写了一封信，希望来进修，赵大鹏当时是系主任。1992年2月，赵大鹏去陕北搞摄影创作，路过西安，他就拿着这封信，按照信中的地址找到了王兵。当时国内刚刚开始兴办摄影系，一个年轻人满腔热情想来学摄影，赵大鹏很欢迎。那次见面后，他就安排王兵当年秋季和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一起，开始了插班进修的学习生活。
有两个细节一直留在赵大鹏心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大学二年级秋天，他带着学生下乡社会实践，到辽东一带，别的同学都在拍农忙场景，王兵却拍摄了两幅本溪农村老大妈在烙煎饼的照片，画面烟气缭绕，非常有氛围。这两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这对普通学生来说是很难得的。
另一个细节，是大学四年级毕业，学生们开毕业展。很多学生交的都是常规的摄影作品，洗两张照片往墙上一挂。王兵又不一样，他从学生宿舍搬来很多洗脸盆，每个脸盆盛满水，里面泡上他拍摄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肖像，散放在美术馆大厅。在赵大鹏看来，王兵的前卫意识、创作时的大胆张扬，在鲁美时期就已经有了苗头。
与同在织里镇拍摄的纪录片《苦钱》不同，纪录片《青春》的主角不是中年人而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受访者供图/图）
拍摄《铁西区》之初，王兵并没有宏大的创作构想，那时他从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毕业，前往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回到沈阳，只是去找他熟悉的那些工厂和老朋友，试图拍个毕业作品。那是1990年代末，当地一个运行正常的工厂突然之间就终结生产，王兵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工人和工厂的命运、那些在厂区长大的年轻人的生命轨迹被彻底改变了。
王兵的拍摄设备在当时也很不寻常，他用的是迷你手持数码摄像机（DV），而不是传统的胶片摄像机。王兵记得，《铁西区》出来以前，数字材料在整个世界电影中是不被重视的，大家提起创作电影都是胶片。但他觉得胶片的操作繁杂，需要的工作人员很多，有很多限制；而且胶片一次最长只能拍10分钟，无法应变很多复杂快速的情况。而拍《铁西区》的时候，借助DV，王兵可以全天候拍，几天不睡觉，反复拍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场景“从电影专业的角度看，《铁西区》这部用迷你DV拍摄出来的纪录电影，它的电影风格和叙述的潜在可能大于胶片时代的纪录片。”他说。
林旭东回忆，DV普及之前，要做片子必须是“圈内人”，要利用一些电视台、电影厂的资源才能拍摄。DV的出现让一些作者导演有机会表达自己，杨荔钠的《老头》、吴文光的《江湖》、汪建伟的《生活在别处》和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开始在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上受到关注。
柏林国际电影节也注意到中国独立纪录片在那时释放出的活力。2001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次在青年论坛上策划了一个中国单元，叫“ChineseShadow”，选片人专程来到北京，就在贾樟柯的办公室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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