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0-06-30
厦门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其革命文化积淀深厚。建校伊始，校园里便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福建省之先河。福建省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诞生在厦大。一些厦大的教职员和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厦门大学都发挥重要作用，对福建省特别是闽南、闽西地区的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八闽革命摇篮
1921年4月底，厦门大学哲学教员朱稳青发起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成立筹委会，出版纪念专刊，会后向师生宣讲马克思政党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史。这是福建省传播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距厦门大学成立不过20几天而已。次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施乃铸由上海转学厦大，在校内外进行革命活动，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论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书籍赠送同学阅读。1923年，厦大映雪楼阅览室陈列《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中国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供师生阅览。同年，学校开设《社会学史要》课程，其中有专章介绍马克思主义。1924年冬，厦大学生罗扬才等人在厦门组织“闽南文化促进社”，推进新文化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厦大和厦门地区的传播，为其后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厦大映雪楼阅览室的进步书刊1925年6月，共青团广东区委派人到厦门考察革命运动，将集美师范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骨干李觉民、罗扬才等7人吸收入团，并建立了闽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团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运动中培养和锻炼骨干，这又为共产党组织在厦门大学的诞生做了组织准备。
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罗扬才和李觉民先后到广州参加会议，二人在广州被会议的共产党临时支部吸收入党。为加快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的进程，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广东大学学生党员罗秋天转学厦大，于是，厦门地区便有3名共产党员,具备建立党支部的人数条件。1926年2月，遵照广东区委的决定，厦门地区3名党员聚集在厦门大学囊萤楼一楼罗扬才宿舍，宣告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支部成立，罗扬才任支部书记。这是福建省的第一个党组织，福建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新篇章。
厦大囊萤楼罗扬才罗扬才领导党支部，以厦大为基地，在厦门地区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和发展党组织。1926年4月，以厦大支部领导成员为骨干，成立中共厦门特别支部，随即派遣以厦大党员为骨干的队伍分赴漳州、泉州、闽西地区建立党组织。他们像撒出去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成为当地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发动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人。厦大党支部是名副其实的厦门和闽南、闽西地区革命的摇篮。
在厦门地区，罗扬才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包括反对日本出兵南满、开展“五九”国耻纪念活动、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迎接北伐军入闽等。1927年1月，厦门总工会成立，选举罗扬才为委员长，杨世宁（曾在厦大就读）为副委员长。在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厦门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建立基层工会30多个，拥有会员2万余人，工人纠察队300人，建立党支部10个。罗、杨领导工人开展“二五”加薪运动，发动罢工斗争，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1927年4月9日，厦门发生反革命政变，反动派派兵包围总工会，罗扬才、杨世宁等7人被捕，后被解往福州关押。在狱中，二人坚贞不屈，于6月2日英勇就义。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编辑的《革命烈士传记》收入“罗扬才同志传略”。
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所载“罗扬才同志传略”杨世宁临刑前给父亲的绝笔信
省委聚会据点
大革命失败，反动派四处抓人杀人，革命进入低潮，厦大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很快，浴火重生，于1928年恢复活动，与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
1929年秋，中央派上海大夏大学的教授、党员肖炳实到厦门大学任教。肖炳实将自己的住所——厦大大南新村16号（现大南3号）辟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并作为党中央与福建党组织联系的联络点。他由省委单线直接联系，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肖炳实以教职为掩护，担负特殊使命。每当省委在他家开会时，他须全家出动，妻子负责购买食物，准备会议人员用餐；十来岁的大儿子在住所外围观风，发现陌生人即回家报告；他本人则巡视放哨，保护会议安全。作为省委与中央联系的联络站负责人，每逢中央来人，都由肖炳实安排住在家里。中央汇给福建省委的经费也由他秘密转交。在白色恐怖年代，这些是责任重大、危险性极高的工作。福建省委在大南16号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革命运动，厦大成为省委指导全省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
肖炳实
大南新村16号（现大南3号）1931年3月25日，驻鼓浪屿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遭国民党严重破坏，许多同志的身份暴露。情况十分危急，在敌人到来前一刻，陶铸紧急通知肖炳实。在南普陀寺方丈太虚法师的保护下，肖炳实化装成和尚脱险。对于肖炳实这一在逃要犯，蒋介石签发命令全国通力缉拿，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国民党缉拿肖炳实的文件
抗日救亡基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厦大教职员及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致电国际社会，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满洲。11月，以厦大地下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厦门学界反帝大同盟”成立，他们创办刊物，走上街头，开展反日宣传，呼吁抗敌救国，并组织请愿团南下广州、北上南京，吁请当局出兵抗日。厦大师生积极捐款，同时组织人员分赴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向社会募捐，慰劳前线将士，支援抗敌。在抗日怒潮中，图书馆职员秦贤行和法学院学生李治年、易元勋等人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学校抗日救国会隆重送行，他们乘车绕市区主要街道游行，震动厦门社会，大大激发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在广州，厦大学生请愿团与中山大学学生联合组织示威游行，呼吁抗日救国
1933年2月5日欢送易元勋、李治年、秦贤行等人北上抗日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厦大于1937年12月内迁闽西山城长汀，是当时粤汉铁路线以东唯一的国立大学，也是最逼近战区的国立大学。师生们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艰苦办学。在这场血与火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厦大师生同仇敌忾，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积极捐款捐物，支持前线抗敌；组织宣传队，深入闽赣城乡，广泛宣传发动，号召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生存奋斗到底。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厦大发挥了抗日救亡基地的作用。
厦大学生救国服务团创办的《救亡言论》，1937年12月创刊
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古民居中保留的抗战时期厦大师生所作的抗日宣传画
1938年假期，厦大赴瑞金抗日宣传队的合影
抗战时期，厦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与压制抗日、打击进步的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在校园和社会上张贴散发传单，揭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腐败行为，发起“倒孔”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一批进步学生成长起来，坚决与反动派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斗争。一些共产党员、革命师生走出校门，奔赴战区和后方，参加艰苦卓绝的战斗，有的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展示了中华儿女的伟大英雄气概。
东南民主堡垒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厦门大学建立三个系统的地下组织：闽西南厦大总支部、城工部厦大总支部、闽中厦大总支部，发展党员250多人。闽西南党组织还在校外发展党员，建立4个党支部。
地下党组织重视思想建设，在党员中开展整风学习，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造世界观，增强党性锻炼。同时，还团结进步师生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和夯实党组织的群众基础。
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以开辟民主壁报栏、成立歌咏队、创办“嘉庚阅览室”、举办“厦门港渔民夜校”和“厦大工友夜校”等形式，传播革命真理，与反动派争夺思想舆论阵地。
当年的《实践》壁报刊头
1947年1月7日，厦大学生举行抗暴大游行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厦大进步师生不畏强暴，频频掀起以爱国民主为主题的斗争浪潮，波澜壮阔，鼓荡不已。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暴行。消息传来，师生义愤填膺，于1947年1月6日成立“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次日发表《为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市同胞书》，并举行抗暴大游行，参加者650多人。1947年5月，全国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厦大师生积极响应，不断发动以“三反”为主题的罢课。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苦不堪言，师生举行“三罢”（罢课、罢教、罢工），与反动腐朽的统治进行斗争。1948年5月，上海大、中学生首先发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运动。厦大师生积极响应。5月28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厦大学生会联络并率领厦门各中学学生，冲破禁令，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联合大游行，成为全国先声。参加游行者近3000人，队伍浩浩荡荡，激越的口号声与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一时万民空巷，途为之塞”，爱国民主运动达到高潮。5月30日，厦门大学在《星光日报》发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宣言”。《星光日报》还刊发“反对美帝扶日专刊教授笔谈”，王亚南、卢嘉锡、林砺儒、熊德基、林惠祥等多位厦大教授在专刊慷慨陈词，痛斥美国扶植日本的阴谋。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使厦大赢得“东南民主堡垒”美誉。
1948年5月28日，厦大学生会联络并率领厦门各中学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
奋战黎明前夜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厦大党组织从1948年年底开始，调派数批党员及进步学生分赴闽西南、闽中、闽粤赣边区和浙南等游击区开展工作，总数300多人。其中进入闽西南游击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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