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发展，但全球经济人口分布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较六十多年前明显扩大，未来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仍将持续。1960-2018年，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份额从77.3%降至63.1%，人口份额从25.1%降至15.9%，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从3.08升至2003年的4.74，再降至3.96。
二是在城乡层面，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面临停滞、甚至净迁出。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从29.6%增至53.9%，该时期所有规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显上升，所有规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显超过1.7%的自然增长水平。其中，100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从0.9%增至6.3%，30万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从17.8%升至22.9%，分别上升5.3、5.2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积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长水平。
2.2美国人口迁移：从铁锈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会区化
1850-2018年，美国人口从2327万快速增至32744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大规模国际移民涌入，美国人口在1950-2018年增加了1.76亿。美国三百多年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域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850-1970年，美国“铁锈8州”人口从1023万快速增至7203万，虽然占比从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贡献达34%，是美国人口聚集的核心。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欧、日本以及后期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铁锈8州GDp占比从1970年的35.6%降至2018年的25.8%。与经济衰落相对应的是，1970年以来铁锈8州人口增长大幅放缓，纽约州在1970-1980年、西弗吉尼亚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净减少。到2018年，铁锈8州人口仅增加906万至8109万人，人口增量贡献降至7.3%，占比大幅降至25%。
与此同时，以能源、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区逐渐成为美国人口集聚的中心。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计从40万增至3794万人，占比从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贡献为20.8%、低于铁锈8州约13个百分点。1970-2018年，三州GDp份额从18.1%增至28.1%，人口快速增至8956万，人口增量贡献高达41.8%、人口占比升至27.4%。可以发现，不管是1970年还是2018年，铁锈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均基本平衡，即经济-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动状态迥异，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差异。
二是在城乡层面，美国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美国城乡划分标准多次调整，当前城市的基本定义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区域（Urbanization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Clusters，UCs）。美国城市化率在1910年达45.6%，1940年达56.5%、与中国当前接近，1970年达73.6%，2010年达80.7%。同时，基于经济社会高度联系的城市功能联系思想，美国人口调查局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都会区统计（MetropolitanStatisticalAreas，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1950-2015年，5-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0.3个百分点，25-100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2.8个百分点，而100-500万人、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分别增加13.5、12.9个百分点。特别是在1970-2015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9个百分点，远高于100-500万、25-100万、5-25万人都会区的5.3、0.8、0.6个百分点。2015年，美国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会区依然对人口有着较大吸引力。
2.3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日本存在两个版本的城市化率统计：一是市部人口比重。该比重为国内学界广泛引用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但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大。比如因行政区划调整，1950-1960年从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从78.7%激增至90.7%。二是DID人口比重。为克服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日本统计部门在1960年定义人口集中地区（DenselyInhabitedDistricts,DID），即人口密度高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调查区，和市区町村内互相邻接、人口合计超过5000人的调查区。日本DID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0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3%、17.5%、9.5%；1973年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50、-89、10万人。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0年变化3.1、-3.6、0.3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5、-0.5、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此外，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见顶，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除东京都及东京圈三县、爱知县（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冈县等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县逐渐面临人口净迁出，不少地区人口开始减少。至2017年，日本47个都府道县中已有40个人口见顶,49个主要城市中已有42个人口见顶。
3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3.1跨省人口迁移：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粤浙人口再集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动受限，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由于人口流动严格受限，全国城市化进程在1959年后基本停滞，人口迁移主要受政治影响，比如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但经济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重工业布局，东北成为该时期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1953-1978年，东北地区GDp份额从12.6%增至13.2%，人口从4173万人增至8673万人，人口占比从7.2%增至9.0%。此外，内蒙古、新疆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9、0.5个百分点，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人口占比均提升0.1-0.2个百分点。
2、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向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形成“孔雀东南飞”格局。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快速提升至49.9%，5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经济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向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流动，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衰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动进一步放开后（包括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跨省人口迁移规模从1985-1990年的年均221万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约1100万。1978-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GDp份额占比从27.8%增至37.7%，人口占比从18%增至22%；与其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放缓，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负增长，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负增长，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负增长，四川人口2000-2010年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东北地区逐渐衰落，黑龙江吉林人口明显外流，但因自然增长，此时常住人口尚未减少。
3、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开始负增长。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2018年的经济份额为36.4%、较2010年下滑1.3个百分点；2018年人口占比为22.4%，仅提高0.4个百分点，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缓。其中，长三角人口占比下滑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四川、湖北、贵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负增长的地区逐渐重回正增长。而东北地区衰落趋势未得扭转，经济份额降至6.3%、较1978年下滑6.9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陷入负增长。
特别是2015年以后，皖川豫黔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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