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泓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学术报告
记者：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对现代汉民族体质特征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探索，这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否请您谈一谈这方面内容？
朱泓：总体而言，现代汉民族的体质特征表现较为一致，都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例如：我国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的北方汉族在体貌特征上主要受到东亚类型因素的影响，被认为是东亚蒙古人种的典型代表；而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南方汉族在体貌特征上则存在着一些低纬度地区居民普遍拥有的低面、阔鼻、低眶、凸唇特点，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人群比较相似。那么现代南、北方汉族人群的这些体质差异产生的时空范围以及原因和动力等问题就直接涉及到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
因此，为了探索现代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我国古代人群的迁徙与融合模式，2011年，由我作为首席专家的“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项目正式立项，主要以中原地区与华夏-汉民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重要资料为基础，配合开展对周边地区其他人群，尤其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汉民族及其祖先曾经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融合、通婚的古代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动植物考古学等生物考古学研究。其中，该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周慧教授和赵志军教授作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1996年，我曾提出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人种类型分布状况理论框架，后来随着出土人骨标本的逐渐丰富，按照不同颅面形态特征，我将新石器时代居民进行古人种类型的划分。在此基础上，经我们研究证实，现代汉民族最早的源头应是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陕西一带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并且直至汉代，这一区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一直为大宗。需要说明的是，古中原类型居民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现代汉民族颅面形态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却与今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省份现代汉民族更为相似；同时又与古代南方地区的古华南类型的颅面形态差距较大，进一步表明了现代南方汉族居民的祖先也来自于北方地区，并不是直接承袭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发展而来。
同时，根据我们对郑州地区汉、唐、宋墓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古人种学和古DNA分析研究可知，汉、唐时期该地区居民基本符合古中原类型的体质特征。到宋代，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开始偏离古中原类型，接受了较多来自其他族群的遗传学因素，主要是受到了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居民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与现代北方汉族居民接近的体貌特征。
与以往的历史学研究相比，我们运用生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各个时期不同地区重要遗址出土人骨遗存的数据库，更准确地梳理现代汉族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吸纳了何种古代族群发展而来。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研究成果反复见证了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文明交汇的历史规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族群变迁和融合，而是在环境不断演化与古代文明和族群不断变迁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综合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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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记者：1997年，您成为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负责人，在您的带领下，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壮大，能否请您回顾一下过去的20多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过程？
朱泓：1997年3月，学校任命我为考古学系主任。从那时起，我的主要工作和精力都集中到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上面。过去的20多年，在学科发展方面我们遇到并且抓住了很多机遇，同时，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上一代学科带头人悉心指导下，在考古学系全体师生的积极参与下，我们的科研队伍团结奋进，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
1998年，我们与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共同合作、联合申请并最终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0年，我们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同年，考古学科点还被列入“十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我们获得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5年，依托考古学科，由我组织筹划并担任主任的“吉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创新基地”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7年，由我负责组织申报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中仅有的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
2008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考古专业得到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立项支持。同年，由我担任带头人组织申报的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同时，我们还一直关心并积极支持校内其他兄弟学科的建设。自2006年以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与地学部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合作，并联合申报了“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经教育部批准，该重点实验室已正式运行，我兼任了该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人类学与生物考古团队的学术带头人。2010年，我参与哲学社会学院牵头申报的吉林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该项申请获得批准，由我担任人类学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此外，我们还注重与其他兄弟院校之间的合作。2013年，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为我国文化传承提供考古学支撑，吉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建了“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由我担任该中心首任主任。
记者：您刚刚提到2000年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这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成果，能否请您谈一谈“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这一名称的由来以及它的建立过程呢？
朱泓：1999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组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基地必须在确定的研究领域为全国高校一流，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接到通知后，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林沄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全系教师多次认真研讨，我们决定以吉林大学“中国东北考古研究中心”为名进行申报，因为东北考古是吉林大学的研究强项，在全国高校中，我们的研究团队具有不可替代性。
不久，教育部主办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会议。当时吉林大学共申报了五个研究基地，并委派分管副校长和社科处处长带队组成了代表团赴北京参会，我也列席其中。等到中午午休时，一位教育部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司长，匆忙地找到我们说，吉林大学申报的考古基地名称有些欠妥，因为如果利用“东北考古”这样地域性考古学研究为名进行申报，会造成全国其他高校的误解。他建议我们把基地的申报名称再斟酌一下，一定要符合教育部基地设立的条件，才有望获批。
当时我们的副校长和社科处处长要我马上打电话给林沄先生和系里的其他教授们来进行商量。可即便是与林沄先生沟通，请他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想出一个名称来，实在太强人所难；而如果打电话跟系里其他的老师们去商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不可能达成共识。由于教育部的文件要求我最清楚，因此，顶着这般压力的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吃午饭，把自己关到宾馆的房间里苦思冥想起来，最后一个名字在大脑里一闪而过——“边疆考古”。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所的后院里挂着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牌匾。我想既然能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那我们也可以有中国边疆考古研究，这也能体现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研究优势，因为我们在内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都曾做过大量的工作，而在甘肃、青海等西北边疆地区也都曾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叫做边疆考古也是合适的。下午开会之前，我们把更改后的基地名称告知了教育部的负责同志。最后，在宣布本次申报基地的入围名单时，欣慰地听到了“吉林大学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名字，在教育部最终的文件中，改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记者：2011年，教育部将“考古学”升格为一级学科，为考古学科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机会。据我所知，您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此项工作的展开，可否请您谈一谈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朱泓：我担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科负责人的时间较长，先后担任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和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在长期的工作中，我发现教育部当时已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并不利于考古学科建设。过去历史学是一级学科，而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是历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在吉林大学历史学相关专业合并至文学院以后，历史系、考古系、博物馆系从属于文学院。每年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学校给每个二级学科仅分配一个名额。即便考古系和博物馆系教授众多，也只能给一个名额，而历史系由于包含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和世界史5个二级学科，因此就会得到5个遴选名额。这种情况在当时其他高校考古专业里也是普遍存在。2003年，我利用为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讲课的机会，在山东临淄的工作站里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针对是否应将考古学申请成为一级学科的问题进行了详谈，建议由北京大学牵头提出倡议，其他大学的考古专业必定积极支持，因为这关系到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资源的分配。此后，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文物考古会议，当晚，由赵辉教授主持，邀请各高校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们针对考古学申请一级学科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我利用这次会议将最初的设想以及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在此问题上拟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取得的成功尝试跟大家进行了，并在与会同仁之中产生了共鸣。2011年，在北京大学的倡导下，在全国各考古高校、考古界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把原来作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考古学调整为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考古学的稳步发展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朱泓2018年在成都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合影
记者：那么，您对我国考古学科未来的发展报以怎样的期待呢？
朱泓：第一，考古学应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尽管考古发掘并不能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但他却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力量，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是我们实现文化自信的有力保证；尽管考古发掘本身由国家兴举，出发点是公益性质的，但是考古遗迹的发现与发掘，很有可能为地区旅游带来增长点，成为提振当地经济的重要引擎，由此可见，考古成果也是生产力，应该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第二，考古工作者应该加强科学创新意识。希望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能在世界上率先开创新的技术，拓展新的方向，发掘新的领域，以理论创新带动学科交叉与融合，而不仅仅是追踪国际学术前沿与热点，这需要依靠广大年轻考古人去实现。
第三，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加入科技考古，特别是生物考古研究的队伍。
朱泓作为中国生物考古学研究的先驱者，也是中国科技考古的引领者之一。他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秉承科学创新的研究理念，具有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在他的努力下，使得吉林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体质人类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其主要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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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种学研究体系
朱泓在科学研究中既积极把握住国际学术前沿热点，又根据我国学科自身特点，将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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