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0-05-03
朱泓，1951年8月生，江苏镇江人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国家文物局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重点科研基地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规划评审专家。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现为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朱泓教授长期致力于体质人类学、古人种学、古病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考古》《文物》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近200篇，出版《中国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等专著3部，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文物局专题项目等10余项。1997年获教育部“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称号，200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获“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先进工作者”称号，200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1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授予“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称号，2016年获“吉林大学杰出学科建设奖”。
受《南方文物》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旭对朱泓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朱先生根据我了解，您的父母都在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而您早年在吉林省卫校学习口腔专业，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那么，1978年恢复高考后，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了已有的工作，参加了高考？而您又为何报考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
朱泓：像大多数50后一样，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走“上山下乡”道路，1968年，我终止了学业，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经历使得我们这代人对继续求学的渴望非常强烈。1971年，我返城后在长春市运输公司做装卸工，又赶上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面向工农兵招收学员，出生在医学家庭的我便报名了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踏上了学医之路。恢复高考后，其实我本该报考医科大学继续深造，但医学专业的招生简章里明确规定要参加数理化考试，而我在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再也没有学过数理化，所以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我选择报考文科专业，而报考吉林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是我梦寐以求的。在众多文科专业中，我对于跟历史相关的学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当时吉林大学历史系设有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那时候我对考古学一无所知，只是觉得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研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应该属于考古学的范畴。由于当时我从卫校毕业后留校教授人体解剖学与生理学近4年，对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也有一定的掌握，我相信这些医学知识储备对于研究古代人骨还是非常有利的，基于此，1978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选择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
记者：从1982年留校至今，您在吉林大学任教近40年，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在本科毕业后再一次走上讲台呢？
朱泓：从我的经历来看，恐怕是注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因为在农村插队时，我就曾被选拔到当地公社的小学和中学做代课教师，而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的我从事教育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1979年，我读大二时，吉林大学76级的师兄师姐们要去实习，发掘墓葬。由于当时的考古教研室还没有开设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因此，时任教研室副主任的林沄先生找到了我，说我的档案里写到具有医学教育背景，还教授过解剖学，因此他想让我为师兄师姐们讲一讲解剖学的课程，使他们在发掘墓葬时能派上用场。我询问他需要讲哪方面的知识？林先生说，就讲一讲如何从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吧。这恰巧是我在卫校当老师时讲过的知识点，我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按照林先生的要求，我认真地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程，为76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次如何利用骨骼判断性别与年龄，林先生全程坐在教室后面旁听。下课后，他对我肯定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而这堂课后，77级的师兄师姐、我们班78级的同学也分别要求我为他们再讲一遍，反响强烈。
为考古系的同学们上课后不久，当时考古教研室主任张忠培先生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留校当老师？大学老师在我心中是十分光荣的职业，更何况是有机会成为吉林大学的老师，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在大二下半学期，张先生就为我开始规划了毕业留校任教。现在看来，我从小学教起，又分别教了中学、中专，而吉林大学毕业后留校教授本科、指导硕博研究生、也辅导过博士后，我曾和别人开玩笑说，在中国的教育序列中，除了幼儿园，其他阶段我都教过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
2002年朱泓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带学生调研参观
（左起第6位：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慧教授；左起第7位：时任鄂尔多斯博物馆馆长王志浩；左起第9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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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骨骼考古学
记者：众所周知，吉林大学是我国体质人类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重镇，您作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创建者，能否谈一谈具体的创建过程？
朱泓：1983年，我刚留校任教不久，张忠培先生就派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委托四川大学主办的全国考古专业体质人类学培训班，由著名的人类学家、复旦大学的邵象清教授授课，为期3个月。当时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及考古所的2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体质人类学的系统培训，内容包括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测量学的方法及测量仪器的使用等。这次学习结束后不久，张忠培先生又为我争取到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修的机会，师从潘其风先生继续学习体质人类学。在社科院考古所学习的我作为潘先生的科研助手，跟着做了很多研究，两年的学习实践夯实了我的研究基础。
1983年朱泓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参加体质人类学进修班合影
1985年，我从社科院考古所结束培训后，已经完全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于是，我向张忠培和林沄两位先生汇报后，决定开始组建体质人类学学科，并在考古教研室及学校的支持下购买了一套测量仪器，建立了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1986年，我开始为84级本科生系统讲授体质人类学，当时上课的讲义是我自己编写的，这为后来编写《体质人类学》这本教材奠定了基础；而当时可供研究的人骨标本并不多，都是我到吉林大学考古实习工地现场做了鉴定，然后打好包装运回学校的。如今30多年过去了，在历届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如今的体质人类学已成为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特色课程；古代人骨标本从初创时的500例增加到如今的近20000例，成为目前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古人骨标本库。我们的体质人类学实验室不论是仪器设备，还是实验条件均已跻身国际前列。
2018年朱泓在成都参加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与潘其风先生合影
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理论的创新，对于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该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可否请您谈一谈您对该学科发展的贡献？
朱泓：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建立以来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与突破。首先，这与吉林大学历史系和后来成立的考古学系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张忠培、林沄和魏存成三位先生任系主任期间都非常支持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同时，也少不了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体质人类学实验室承担各类项目，不断推进学科发展与完善。如果要总结我个人的贡献，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为发展这一学科所作出的努力：
第一，注重理论创新。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注重吸收国外人类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牢牢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同时，根据我国自身学科特点，将人种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有机结合，在古人种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对于我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的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古代人群的人种学研究，以及我在中国古人种学研究理论构架与方法论方面上的独到见解，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也特别注重中国古今人群种系源流方面的探索，旨在全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对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二，注重课程建设。我先后为吉林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和教授“体质人类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古病理学”“古人类学”“人类起源论”“人种学”“中国人种史概论”和“中国古代人种研究”等多门特色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在这一领域的教学工作方面，吉林大学已领先全国其他高校。
第三，注重教材编制。2004年，由我担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质人类学》一书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我国首部体质人类学统编教科书，受到了业内同行专家们的好评，成功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先后被吉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作为“体质人类学”课程的指定教材和主要教学参考书。
第四，注重人才培养。截至今天，我共培养了硕士、博士（含硕博连读）研究生50名，为我国打造出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体质人类学学术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中，80%以上都毕业于吉林大学，现就职于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内外高等院校，其中一部分同志已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教学、科研领域的骨干力量。
第五，注重中外合作。本着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特别注重与国内外同行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完成近百项关于古人骨现场鉴定、室内人骨整理以及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的任务，先后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蒙古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九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马萨诸塞大学、威奇塔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等机构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吉林大学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重镇，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16年朱泓在浙江黄岩博物馆指导研究生对黄岩宋墓赵伯澐人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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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
记者：作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带头人，您在承担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成功跨学科组建了我国考古界首家古DNA专业实验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能否请您谈一谈建立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的初衷？
朱泓：1997年3月，学校任命我为考古学系主任。不久，我接到了校科技处周介文处长的电话，说有重要的工作要与我面谈。见面后得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拟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下专设“濒危学科”项目(后更名“特殊学科点项目”)，重点支持一些远离经济建设主战场、面临后续人才青黄不接但又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冷门学科”，包括地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动物分类学、昆虫分类学、冰川冻土学、考古学(自然科学部分)。由于考古学作为吉林大学的强项学科，周处长建议我们考古学系去争取，并让科技处王志强副处长负责与我接洽。
我深知这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面临的一个重大机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文件要求，申报的“濒危学科”需在申报单位本学科现有优势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开展一项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全新的核心课题研究，而且必须是该学科领域面向21世纪的国际前沿、热点课题。所以，它本质上应该是“锦上添花”的项目；同时，文件中提到的6个拟支持的学科名单里，“考古学”后面备注了“自然科学部分”，可见，这个新增研究课题必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此外，文件里还明确规定，“濒危学科”项目面向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标，每个学科点仅设一项，因此，竞争势必非常激烈。通过仔细的分析考虑，我们认为将古DNA研究作为核心课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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