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逯玉解释，根据1979年的刑法规定，拐卖人口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情节严重，可以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两种刑期分别对应为10年和15年的追诉时效。就本案来看，如果按10年计算，汪祥慧在1989年被拐卖，那么此案的追诉期至少可以到1999年。
“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是1997年的刑法新规。逯玉说，因此，若能证明当事人在1997年10月到1999年5月之间有报案的事实，那么就可以适用这条法律。
2022年11月，龙里县公安局再次答复：根据案发时间以及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此案适用“1979年刑法”。“79刑法”中，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还没有“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条款，很难适用“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刑法新规。
汪祥慧回到贵州老家，但老房子已经夷为平地
回不去的家乡，落不下的根
除了希望人贩子得到惩戒，汪祥慧更想回到贵州生活，“我想回到我的寨子里。把户口搞过去。”
但在龙里县的户籍档案里，从来没有过关于“汪祥慧”的信息。当地的个人户籍信息登记在汪祥慧被拐之后才真正开始。汪祥慧现在拥有的所有证件都是到了河北以后办的，“买主家的人乱写的。”
八年来，办户口的事情进退两难。小武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想在龙里县上户并使用“汪祥慧”这个名字，他们必须先申请注销河北唐山“罗立芬”的户籍。但小武一直没去注销——对人贩子的追责毫无进展，母亲被拐卖的事情也没有任何说法，他不敢贸然带她去注销户口。
“注销户口得有个原因吧，现在让我自己去申请注销，万一以后把责任一推，我们怎么办？”小武说。他想让有关部门出个凭证，证明母亲是因为被拐卖而注销现在的户口，然而没有部门能出具这个证明。
龙里县的工作人员也曾建议他们挂靠在小武亲生父亲的户头上，这让汪祥慧更难接受。当年嫁到周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常受婆婆和丈夫虐待。被拐前一年，她还找人写过诉状，到县法院起诉离婚。在法院的调解下，最终没离成。
在龙里县的广场上，小武曾远远地看过那个一瘸一拐的亲生父亲，“他自己过得啥也不是，我不想挂在他那，不想再扯在一起，我怕他把我妈拖累了。”
小武告诉记者，政府还给出另一种解决办法，把他们母子放在当地的集体户口上。但这样做他们就没有房产，也没有土地。汪祥慧不愿意妥协。
“我是有田土的。”汪祥慧拿出了一本土地证。那是2022年夏天四哥给她的，上面登记着四哥和父亲的名字。她强调，其中有四条田土是分给她的，但却没有更多的书面凭证。至于安榜寨当年异地搬迁、安置房的补贴政策，政府给了他们明确答复——时间期限已经过了，他们即便回来也享受不到。
长期分离以及汪祥慧执着地追责人贩子，让贵州的亲人感受到了压力。这也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过去几年，汪祥慧和哥哥们的来往并不多，她甚至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刚刚过去的春节，他们也没联系。汪祥慧一位“老表”告诉记者，“别的帮不了她，只要她来，吃饭住宿我还是接待的。”她强调道，“对于拐卖的事情，我也不晓得具体情况。”
但回贵州总是一件让她想起来就开心的事。“不管怎么说，还可以和‘老表们’见面，有个讲话的去处。”汪祥慧说。过去二十多年，她在异乡被排挤，她不想让小武继续经历这种孤单。“在这边（唐山）没什么亲人，只有我们娘母俩，我死了，我孩子一个人。回去（贵州）有亲戚，能有个讲话的去处，叶落归根嘛。”
第一次回贵州时被亲人围绕的场面令她记忆深刻，“她们的孩子管我叫姨妈，都有两个小闺女啦，小姑娘叫我姨奶。有个小孩还给我跳舞。”舅妈的闺女在第一次见面时还给她一百块钱……孤单的、没有亲情的二十多年好像终于结束了。
2022年夏天，为了落实户口和追责人贩子，小武和汪祥慧又回到了龙里县，还在当地租房住了三个多月。但在龙里县，小武既不熟悉路线，也无法与人顺畅交流，连外卖都送不了，更难找其他活计。案子毫无进展，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秋天母子俩又回到唐山，小武更熟悉这里，骑上电动车，他能继续送外卖挣生活费。
离开贵州前，他们回了一趟安榜寨，汪祥慧记忆中的那个残破的房子彻底消失了，她只能通过四周的树木、石头大致推测房子的位置和屋里的陈设，“上头（二楼）是我一个人住，还放些稻谷、缸子。我爸妈他们在一楼的角角住。。。。。。”
寨子后面那颗白果（银杏）树还在，树干变得更粗了，汪祥慧催促着小武快点把那棵树的照片找出来，“我们小时候接白果，叶落了，来捡白果，放在肉里头，好吃得很。”——现在，她熟悉的，也只有这棵树了。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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